六 气论形态之四：狠批私字一闪念的原型 在程朱理学中，气除了有质料、欲望、情欲、实践等含义外，还有另一重更具有哲学味的意涵，这就是意念，或者说意向性。

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共处或联盟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思想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近代先进分子和革命者那里，天命在身成为使命在肩，圣王心态转换为革命家情怀。

在此期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夫子及其儒学越来越引起民间和官方的重视，孔夫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名片。历史性的经历和积淀成就着人的人性的醇厚和情感的丰富。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下，被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包装的孔孟儒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缘饰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并因而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激烈批判，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中国人自己眼里，则呈现出超越时代的民族性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文价值。（《严复集》第1册，第18页）所以，中国的要务即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和人类从一切异化或奴役关系中解放的观念，恰恰是他能够创立唯物史观的先决条件。

法家始终被统治者作为秘而不宣的武器，其理性态度和讲求事功的旨趣，也得到许多务实派和改革者的赞同。从理论上说，只有使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2004年被特聘为东海大学首届荣誉教授。

他认为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古代中国、希腊、埃及等国家同时出现了一些重要哲学思想。林安梧是鹅湖学派中坚力量中年纪较轻的一个，1957年出生于台湾台中县，祖籍是福建省平和县。69 其二，在主体性与客体性对立的格局之下，推进主体性向客体性的转化，表现出明显的存有意识。二是心理学意义的我，是现象我，由感性直觉以应之。

或者说它们只具有‘审美的意义……见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因此，刘述先将牟宗三的地位比同为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现任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兼任台湾生命伦理学会理事长，《鹅湖》月刊编审委员，《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人文学报》主编，《应用伦理研究通讯》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等。林安梧认为，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的一座高峰，他继承了熊十力的理路，又发展了熊十力的思想。他说：当代新儒家哲学始于熊十力的形上学与宇宙论，这相当于濂溪之‘元。具体来讲，杨祖汉的学术研究包括三个领域：其一，对传统儒学部分义理的研究，重点展开了儒家作为成德之教和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研究。

39 1956年在国文系外设立国文研究所，专职培养研究生。质言之，牟宗三哲学虽有贡献，但道德的形上学将主体主义推向极至，从而将儒学带上了歧路。1961-1965年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1969年和1975年先后获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和文学博士学位。1992-1997年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教授、咨询委员兼任研究员，后任文哲研究所所长。

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尽管有其长处，但其只是枝桠，中国文化才是根干。在后牟宗三时代，道德的形上学能否延续下去成为一个迫切且现实的问题。

38 戴琏璋稍年轻于蔡仁厚，1932年生于浙江省丽水县，1948年只身到台湾。其二，鹅湖学派是儒学当今发展之重要的一元。

惟有如此，儒学才能不仅获得自身发展，而且亦可为人类哲学做出贡献。17在他们看来，不能因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认为中国文化为已死的文明，其实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18。只要运用现代语言加以诠释，就可以豁醒它的意涵，继续显发它的效用。参见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页。第二种观点之重点在于对存有三态论的建构，其理论表现出明显的客体性特征。基于此，林安梧将鹅湖学派分为两个不同的学术向度 50：一是护教的新儒学，为沿着牟宗三哲学理路向前发展的向度。

杨祖汉在读大学时开始对牟宗三哲学表现出浓厚兴趣。37蔡仁厚平生之学术致力于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哲学史的讲授与著述，指对于中国哲学之源流、特质、分期、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之介绍和阐述。

参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59页。李瑞全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新儒家哲学、康德哲学、休谟哲学、生态哲学和生命伦理学等。

21 关于自我坎陷，牟宗三解释说：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即是其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执。不过，至于何种义理走向能够代表贞之正还需要拭目以待，因为鹅湖学派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

李明辉说：牟宗三先生之逝世象征当代新儒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之结束。65 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78 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6页。63质言之，要实现儒学创造性的转化，必须要置身于当下全球化的学术交流和文明对话格局下，面对人类之共性的哲学问题，进行独到的但却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新创。

参见宋志明《序》，《德性与政治：牟宗三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第2页。他们认为，儒学尽管产生于遥远的轴心时代 54，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或化石，而是仍具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存在。

概括地看，李瑞全力图避开乃师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以收摄民主和科学的理路，转而开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并尝试把这些研究与儒家哲学关连起来。46其三，提出中学为用 47的主张，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致力于把儒学的智慧引入到当前现实生活当中。

其三，为现代新儒学的道统观和开出说进行辩护，并通过区分自力宗教与他力宗教，主张可有一种超越所有形式的宗教，即儒家的道德良知之学。51 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2页。

从学术角度来看，王财贵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主张从良知而行，以培养胸怀万世的人格。在他看来，良知本体包括三个我：一是物自身的我，是知体明觉之真我，由智的直觉以应之。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版）（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60 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9页。

1975-1979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读本科。其三，从外王的学习过程中调节内圣，即外王与内圣两端而一致，由此而解决道的错置问题。

1976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就其共同之处来讲，它们是这些学者形成为一个派别的基础。

现任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教授、华山讲堂读经推广中心主任、华山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鹅湖》月刊编审委员、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研究员、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财贵1949年生于台湾台南县，1969年毕业于台南师范专科学校。